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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礼尚往来”的法纪底线
——对党员干部收送礼品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党员干部:“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当中有政治。”对党员干部而言,要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人情味要有,党性原则更要强。“礼尚往来”,要恪守党纪国法的底线,情谊再浓,违纪之事不可做;往来再密,违法之事不可为。对纪检监察干部而言,在对收送礼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严执纪的同时,更要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切莫让“礼尚往来”成为腐败温床,切莫让“人情腐败”侵蚀从政之本。只有让崇德重礼和遵纪守法相辅而行,才能真正读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继而悟透“修齐治平”之道。

《礼记·曲礼上》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尚往来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礼尚往来的美好寓意在人性贪欲和不良风气侵蚀下逐渐蜕变,“礼”的本质变得淡薄,传统美德扭曲成利益输送的借口,人情往来异化为金钱权力的勾结。“礼尚往来”演变成了“礼上往来”,在“四风”中表现出各种极致版本。

“礼尚往来”到“礼上往来”,反映了从崇德尚礼到追逐物质利益的变化,是物质社会和功利主义对道义体统的侵蚀,现实的载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收送礼品行为。作为“四风”方面典型问题,党员干部违规收送礼品挑战着党纪国法底线。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四风”,有必要对党员干部收送礼品问题作研究,从严明纪律规矩的角度澄清认识,树立正确观念。

对党员干部收送礼品问题的立体分析

随着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礼尚往来”中的收送礼品行为从最简单的你来我往变得日趋复杂,有些“礼”,传递着情谊,也涌动着利欲,很不正常。笔者将对党员干部收送礼品问题的内在动因作一些分析。

从思想根源来看,一是封建残余的官本位思想。专制社会中,进贡礼贺是等级制的典型特征,官本位、等级观念遗毒甚深。有的党员干部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自然需要、坦然接受别人的奉承巴结。二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腐朽思想。有的党员干部背弃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贪图享乐、攀比排场,越来越依赖“灰色收入”。三是法纪意识淡薄。有的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缺乏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不把收送礼品礼金当回事。

从行为心态来看,就收方而言,一是“功臣”心理,有些人认为自己为党工作多年,收点拿点未尝不可;二是“小节”心理,有人认为“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三是“侥幸”心理,收送双方各得其利,形成“利益默契”。就送方而言,一是“感恩”心理,求人办事,懂得回报;二是“投资”心理,培养成“自己人”;三是“从众”心理,把送礼当做提拔重用的前提。

从现实原因来看,一是传统观念和世风民俗模糊了收送礼品的“是与非”。亲朋好友互赠礼物无可厚非,然而党员干部收送礼品,很容易掩盖一些单位或个人送礼的真实意图。二是单纯强调经济发展歪曲了收送礼品的“功与过”。有的地方、部门为了争取资金项目,慷公家之慨。三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淡化了收送礼品的“红与黑”,有的党员干部心理失衡,自甘成为“礼”的俘虏。

总体来看,党员干部收送礼品问题呈现出与传统人情往来渐行渐远、与权力利益联系越来越密的趋势,其中的违纪违规行为与“四风”问题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花样越来越多,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手段越来越隐蔽,执纪监督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党员干部收送礼品在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党对治理党员干部收送礼品问题一直高度重视。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为“进京赶考”定下六条“规矩”,第二条就是不送礼。在“国和家不分、法与情交融”的特殊背景下,“礼尚往来”传统观念在实践中演变,使监督工作存在一些困惑和难点。

一是如何准确区分正常人情往来和违规收送礼品行为。党员干部作为“人情社会”的一员,不可避免会受到“礼尚往来”传统的影响,同时作为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党员,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纪律约束。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下,由于现行党纪规定没有对收送礼品的双方、时间、范围等作出明确界定,党员干部个人把握不准,监督执纪也难以准确定性,给违纪者留下了空子。

二是如何合理把握纪律与法律的惩戒尺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从这个意义的反面来说,礼品作为“不来源于劳动”的价值,不应在违纪与违法的惩戒尺度上存在“同额不同罚”的差异性。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非法收受型受贿罪的定罪要件。这在司法实践中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尽管违规收受礼品价值数额巨大,但因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和谋利承诺而无法认定为受贿。

三是如何破解违规收送礼品频发与执纪乏力的僵局。从曝光的贪腐案件来看,多数都有违规收送礼品问题;从现实生活来看,“办事要送礼”的潜规则令很多人“深受其害又乐此不疲”。社会人文环境恶化给从严治党从严执纪带来极大挑战。在执纪实践中,利益相关者主动交代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也使一些违规收送礼品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对党员干部违规收送礼品问题的处理远远没有达到“执纪必严、动辄则咎”的要求。

对规范党员干部“礼尚往来”等社交问题的建议

王岐山同志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要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这应该是研究分析党员干部收送礼品问题和开展纪律审查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

教育党员干部读懂“礼尚往来”传统的思想精髓。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总源头。深刻体悟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化多一份思考,汲取经验和教训,取精华、去糟粕,把握住文化根脉,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中说·礼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史记·郑世家赞》曰:“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这说明,礼尚往来的精髓是重义轻利。“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这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营造纯洁健康社交圈、朋友圈的重要性,恪守自己为人之道、从政之德的底线。

准确界定收送礼品问题的行为类型。《唐律》作为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规范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犯罪的“六赃”: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坐赃。其中后“四赃”界定了收受礼品问题。参考《唐律》中合情合理的部分,结合当前社会实际,执纪中应兼顾德治礼序、乡规民约、人情风俗等因素,注意从性质上区分“正常礼尚往来”和“不正常礼尚往来”,严格执行纪律规矩,堵死利益输送的渠道。

加大违规收送礼品的监督执纪力度。在那些创造“廉政奇迹”的国家或地区,官员能够廉洁自律,不违规收受礼品,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收受后果十分严重。这凸显了问责的重要性。要涤荡违规收送礼品不正之风,就要加大查处和问责力度,坚决克服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

(吴爱成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