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成都有多名国企高管被查处，其中6家国企一把手落马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这些政商双栖人的成功故事各不相同，落马的原因却如出一辙：作为从体制内走出的“红顶商人”，他们手中既握着政府赋予的“硬权力”，也握着企业和市场赋予的“软权力”。与双重权力伴生的双重风险最终吞噬了他们的良心和党性。

戴晓明，曾先后担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区长、区委书记，成都市经济委员会主任，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戴晓明因受贿1400余万元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平兴，曾先后担任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国土局局长、规划建设管理局局长，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平兴因受贿1118余万元、2万美元，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徐彪，曾先后担任成都市青白江区财政局副局长、局长，成都工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都工投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汇厦住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浦发工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徐彪因受贿270余万元，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既然升不了官，就想着怎么发财

戴晓明：我当上区长以后，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有一天走上副市级领导岗位。看着与我资历一样或年轻很多的人一个个走上重要岗位，感觉自己在各方面都不比别人差，心里总感到委屈。特别是从经委主任到工投集团，从党政重要部门到企业，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政治目标完全落空，人生的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短，就想用金钱补偿。

平兴：入党，特别是为官，就是选择安贫乐道，选择去直面种种诱惑的考验。我不是生活、工作在一个真空里，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各种潜规则层出不穷，社会上的攀比之风也日盛，要安贫乐道、为人民服务确非易事，我稍有放松，即同流合污。

徐彪：在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个“私”字，它常常左右我的思想，令我不能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一切。“私”字作怪，就会凡事以是否有好处、能否有回报的角度去考虑，在实际工作中的多个环节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

被“朋友圈”深度套牢

成都国企系列腐败案表明，落马高管骄人的业绩背后，是钱权交易的罪恶勾当。而在权钱交易的背后，总有一个由掮客、商人和国企高管构成的“腐败共同体”。在这些国企高管的“朋友圈”中，潜规则吞噬了市场规律，暗中勾兑取代了公平竞争，国企高管们的一次次“顺势而为”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戴晓明：一些朋友和老部下给我拜年、过生日，我想都是“人情”也就收下了。还有一些我帮助过的朋友，让他们的企业走出困境，出于感谢也十万、几十万地送我，我也当成“人情”收下来。在与人的接触中，我的社交圈迅速扩大，看到一些老板一掷千金的潇洒、花天酒地的生活、纸醉金迷的猖狂，想着无非是钱在支撑他们，心里就不服气。对于他们的拜年感谢，原来也不要，但想到是朋友盛情难却，是人之常情，就收下了。

我的妻子交往圈子扩大后也和人家比，跟着人家学，投资购房、玉器，而要支撑购房和玉器的开支，没有大量的资金是不行的。这也助长了我后来对礼金、贿金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收下，让自己劫难当头。

平兴：从我的违纪违法事实来剖析，除了一般交往中接受红包礼金的违纪情况外，接受大额现金或干股、好处费等情况均发生在交往多年、甚至十多年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身上，且几乎都对我做人做事方面有一些认同感。在这样的交往之中，渐渐模糊了工作与朋友关系的界限，在一些项目合作上，实际已蜕变为利益均沾的共同体。

徐彪：在平时的交朋结友上，我良莠不分，平常一起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关键时候却守不住底线。平时我的生活习惯不健康，常是吃、喝、唱歌、搓麻将，这些活动占据了我8小时之外的大部分时光，很少有心思去考虑工作上的事情。

国企权力巨大，效益好就能遮百丑

国企高管缘何频现“能干能贪”现象？反腐专家表示，这一现象表明，过去许多国企未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企业中心工作，企业高管权力过大、运作透明度不高；企业监事会严重缺位；相关国资监管部门未能很好履行监督检查和日常巡查的职责。

平兴：国企拥有巨大的权力，掌握着对土地、建设、项目、资产、资金、资源等巨大的支配权。由于国家的法治环境、公众监督的体系尚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微观制度也未达到科学的程度，具体工作中“人治”的情况仍较为普遍。在此环境中为官或经营国企，对人的考验是巨大的。特别是市场经济在完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利益“黑洞”，各种利益集团会盯上政府或国企在资源配置上拥有的主导权，让权为利所用。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进入快速发展期后，企业规模扩大迅速，我没能在风险管控上进行专业化的建设，加上我在组织的信任下，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权力进一步扩大，导致在几个开发项目的合作中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工作层面来分析根源，公司制度缺失，流程不完善，风险控制手段不足，我作为主要负责人决策权过大。

戴晓明：一方面自我安慰收的只是朋友的礼金，都是他们主动送我的，不是权钱交易的结果；另一方面，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只要效益好就一肥遮百丑。每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我也大讲廉洁从业，要求每个国企领导做人有原则，做事有底线，交友要谨慎，权力莫乱用。而自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记者后记

成都国企系列腐败案中，落马高管无一不是业绩能人。他们本可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家做出贡献，却无一例外地倒在了贿赂之下，令人痛心。净化市场、破除潜规则亟须从完善国企监督机制入手，完善国企信息披露制度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已成当务之急。国企的发展不仅需要精通业务和廉洁从业的“能人清官”，更需要科学合理、监管有力的制度设计。

最强的杀伤力来自“朋友圈”

在许多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或多或少地谈到一个共同的细节：交友不慎。在畸形的政商关系影响下，在最大的腐蚀力量作用下，一些官员的“朋友圈”演变成沆瀣一气的“共腐圈”。心怀贪欲的官员成了被熟人、朋友、老板们“围猎”的对象，一步步逾越党纪国法的底线，暗中进行利益勾兑，最终沦为阶下囚。

“熟人的杀伤力最强”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刘洪涛，2014年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其涉嫌受贿犯罪案已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刘洪涛：熟人面前，容易失去原则，经不起劝说和诱惑，该收不该收的都收了，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最终自己陷进去了！更加严重的是在熟人面前容易丧失警惕，理智失去控制，防线失守，底线突破，干出犯法的事。我犯的几笔大额案件都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所以说熟人的杀伤力最强。

驻马店市原市委书记刘国庆，2014年接受组织调查。他曾长期在河南省公安厅工作，历任政治部主任、副厅长、常务副厅长。正是当年的那些同事、朋友将他拉下了水。

刘国庆：我刚到驻马店工作，几个曾做过公安的老板就围上来，整天围着我转，好话说尽。其中一个从为我鸣不平开始，对我说：“老首长太亏了，全省公安机关的同志都知道上面对您不公，我们一定支持好您。别的大忙帮不上，当好您的经济后盾和服务员，随叫随到。记住，您在哪，我一定会在哪，一定得把您捧上去。”我听了很感动，就放松了警惕，跟人下水。有的主动攀亲戚、山盟海誓，结果是打着我亲戚的旗号出去办事。回想起来，都是一场场骗局，我则被人当作了“道具”。

周口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家臣腐败案，2015年2月被中央政法委通报。他的所谓“朋友义气”实质上是慷国家之慨、行个人方便。他的不少个人花费是在当地政法委机关财务支付报销，有些则是在基层单位随意报销，以至于有些基层单位对朱家臣唯恐避之不及，心生厌恶。2007年至2013年间，朱家臣将个人宴请及购物的费用交由所属政法机关财务报销，贪污公款44万余元；此外，收受贿赂650余万元；收受下属单位和个人的红包、礼金183.8万余元；与他人通奸。

朱家臣：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加上人们“称赞”我“平易近人、热情诚恳”，使本来就很在乎朋友看法的我，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显得过于“洒脱”“大方”，“别人敬我一碗水，我还别人一桶水”。对有恩于我的人，我定期看望。尤其是在与书画界和异性朋友的交往中，我更注重个人形象。为此，我先后购买了许多针织品、工艺品和文化用品，并馈赠与人。这样日积月累，不少国家的钱财就挥霍掉了，自己也在自我陶醉中毁掉了。

“朋友圈”里老板多，官员易患“红眼病”

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规划委员会原副主任王金山，曾先后担任过平顶山市卫东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205万余元；先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07万余元。2014年8月，他因贪污、受贿获刑18年。王金山的心理失衡分两个阶段，具有一定代表性。

王金山：走上区长、区委书记岗位后，手中有权了，说话算数了，找我帮忙办事的人也多了。看到与我打交道的煤矿主、房地产老板，一个个都非常富有，年收入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我开始心态不平衡，有了“红眼病”。认为他们赚钱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还要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工资又那么少。在这种扭曲的攀比思想支配下，自己开始私欲膨胀。

到人大工作后，权力缩水了，前呼后拥的场面少了，请吃送礼的少了，失落感也逐渐增加。业余时间，我经常去个体、私营企业的老板朋友那里喝茶聊天、吃饭喝酒。在朋友感情、哥们儿义气的驱使下，我利用在人大分管城市建设和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权力，积极答应帮助个别朋友、企业老板。不该为他们督办的问题，也帮助督办了；不该对他们企业过问的事情，我也过问了；不该为他们企业解决的困难，我也帮助解决了。从逢年过节收受他们的礼金，到违法加入企业入股分红，以至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小意思”积成“大金山”

河南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王建武，在省水利系统工作长达30多年，是水利领域的学者型官员。目前，其涉嫌受贿犯罪一案已被提起公诉。

王建武：由于我长期在一个系统、一个岗位上工作，结识了许多同事和朋友。由于没有正确地看待和处理好工作和友情关系，养成了逢年过节送钱送卡就收的风气。任职副厅长初期，当他们送来礼金礼卡，打着“人之常情、利益之交”“钱是小意思，心意要收下”等理由时，我也曾拒收过，弄得双方非常难堪。在我收受的大量礼金、贿金中，有许多款项是在单位同事朋友“小意思”、“没问题”的再三劝导下收受的，由最初的2000元、3000元上升至5000元甚至上万元，导致“小意思”积成了“大金山”，“没问题”积成了“大问题”，最后自己难以自拔。

记者札记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失则去。河南省5名厅官的忏悔书，为那些喜好前呼后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交友当慎重，底线应牢记。

社会上有很多想钻权力空子、投机取巧的人，往往从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那里寻找“突破口”。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有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能被拉下水，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免疫力不强，给腐败留了“口子”。

厅官们的反思也为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带来启示。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厘定和严守权力边界。领导干部亲商安商、优化发展环境是职责所在，但担起责任，还要坚持原则，应和商人朋友结成公私分明、公开透明、相敬如宾的君子之交，关系从“过度亲密无间型”变成“适度保持距离型”。

对企业来说，贪腐贿赂行为、潜规则、暗箱操作等，都是市场经济、企业发展的共同敌人。企业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便利，但应仅限于法律框架内，不能拿利益去贿赂权力。